亚当·图兹谈多重危机年代的政经学术（下）

发布时间：2025-04-26　点此：698次

亚当·图兹（章静绘）

亚当·图兹（Adam Tooze）是典型的政学双栖动物。他长时刻致力于经济史研讨，尤以危机相关议题为重心。他于2001年出书的处女作《计算与德意志国家，1900-1945：现代经济常识的构成》（Statistics and the German State, 1900-1945: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 Knowledge）调查了微观经济常识的诞生，这些常识也推动了他在剑桥任教期间完结的第二本书《消灭的价值：纳粹经济的构成与溃散》（The Wages of Destruction: The Making and Breaking of the Nazi Economy, 2006）的叙事。2009年，他转会至耶鲁大学，担任前史系主任，其间以一战时期的全球金融体系为主题，编撰《滔天洪水：第一次国际大战与全球次序的重建》（The Deluge: The Great War, America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Global Order, 1916-193, 2014），描绘了美国经济与军事力气重塑国际的进程。

现在，图兹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前史系教授兼欧洲研讨中心主任。2018年，正值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他出书了《崩盘：全球金融危机怎样重塑国际》（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2021年，在新冠疫情暴虐全球之时，他又推出了《停摆：新冠疫情怎样撼动国际经济》（Shutdown: How Covid Shook the World’s Economy）。凭仗对危机的研讨，图兹已成为全球决议计划圈的常客，不只活泼于达沃斯和对冲基金峰会等场合，还参加拜登内阁的经济参谋会议。

您能谈谈《停摆》（2021）和《崩盘》（2018）的联络吗？——这两本书、两场危机、两次政府对危机的应对之间有何异同，存在怎样的接连与开裂？在读《停摆》时，我注意到许多与《崩盘》的相似之处。什么是新的或不相同的？

图兹著《崩盘：全球金融危机怎样重塑国际》

亚当·图兹：《崩盘》的开端想象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十周年的时分，出一部前史回忆。在2012年发动这个项目时，如同全部都尘埃落定，前史已重归平稳——奥巴马成功连任，德拉吉（Mario Draghi）稳住了欧元区。但没过多久，危机又起：先是2014年1.0版的乌克兰危机，接下来是希腊国债危机，然后2015年东亚金融动乱，再到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中选美国总统。所以，原本计划中的十周年回忆，变成了对继续危机的长达十年的动态记载。老实说，想在十周年之际完结这本书，的确很困难。就像咱们前面聊到的，安稳的远景如同日渐迷茫，前史正以有些生疏的办法推动。在牵强完结《崩盘》后，我开端寻觅后续的写作方向，原本考虑写气候改变，但疫情的爆发让我改动了主见，写了《停摆》。你说得没有错：《停摆》是《崩盘》的连续。

从微观金融史的视点看，这两本书首要的本质差异在于：《崩盘》的中心是2008年的私家银行危机（以及欧元区的后续危机）——政府经过财物负债表将其停息；《停摆》的中心则是美国政府债款（debt）商场，即国债（Treasury）商场危机，时至今日，这依然是曩昔二十五年里最被轻视的金融作业之一，乃至能够说，它比2008年私家银行危机更危险。原因很简略，美国国债商场是全球金融体系的纽带。当咱们议论以美元为根底的钱银体系时，除了交易，实践上指的便是美国国债商场。美国国债是大额美元储藏乐意出资的“安全财物”。整个美元体系的根底便是美国政府的债款，这些债款的商场本应流动性足够，却在2020年几近溃散。2020年3月，为安稳国债商场而选用的办法规划比2008年大了一个数量级，这反映了其时危险的严峻程度。更令人惊奇的是，这场安稳举动不得不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终究一年、我至今以为仍被严峻轻视的美国国家危机中完结。

图兹著《停摆：新冠疫情怎样撼动国际经济》

从风格和结构来看，《停摆》无疑是《崩盘》的续篇。不过，它描绘了美国国家危机的晋级，这一点在《崩盘》的结束我仅略有提及。《崩盘》完稿时，特朗普刚刚上台，因而管理危机没有成为焦点。而到了《停摆》，美国政府的危机已成为肯定的中心议题。这是两本书之间的联络。

这两本书还有一个重要差异：写《崩盘》时，我首要考虑的仍是资本主义体系和全球化地缘政治内部发生的危机；而在《停摆》中，我企图处理我所谓人类世——人与环境互动引发体系性动乱的年代的第一次全面危机。我以为这是了解疫情的最佳办法。就此而言是有一个底子性的改动。疫情是迈向“多重危机”观念的铺路石，从我在《停摆》中对该词的议论你能够发现，这是一个“本乡范畴”（native category），是欧洲官僚和政客喜爱用的术语。

这两本书和两场危机还经过一段内嵌的学习进程严密联络在一同。包含我在内的一批人对2008年危机所作的反思，直接影响了2020和2021年应对新冠冲击的方针反响。这在德国政府，特别是德国财务部长舒尔茨（Olaf Scholz）团队，以及美国国会民主党领导层中都有显着表现。对2008年应对办法约束性的反思，特别是对欧元区失利原因的深化总结，极大增强了德国防止重蹈欧元区灾祸覆辙的决计。在美国，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身边的要害人物也遭到相似的启示，所以他们在2021年推动出台了真实大规划的第二轮影响方针。这的确是早年史中罗致阅历的典型比方。关于作为美国央行的美联储，状况也是如此。在技术层面上，假如没有2008年的阅历，美联储在2020年不或许选用那样的举动。

从某个视点看，我在《停摆》中想表达的是，左翼的确诊——咱们需求用大规划的财务和钱银办法来应对气候改变、疫情冲击等人类世应战——以一种倒错的办法被政府选用了，而恰恰在这个时分，更急进的左翼政治力气，如美国的桑德斯和英国的科尔宾，却遭受了决定性的失利。你能够说，现行体系展现了其吸收体系性批评的才干，即便这些批评并非由体系自身发生。

为什么您以为2020年政府开销和央行干涉的规划验证了现代钱银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这类经济学说的中心见地？

亚当·图兹：让咱们先放置现代钱银理论，由于它制作了许多烟雾，却没有多少本质性的火花。新冠危机的应对办法所确证的，正是钱银凯恩斯主义和功能性财务（functional finance）背面的底子逻辑，而这些理论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便已存在。换句话说，底子的阅历很简略。在遇到真实危机的极点状况下，最有用的应对计划是财务方针和钱银方针的结合。你一同进行大规划的财务赤字和财务开销，并经过印钞票为其供给资金支撑。其实都不必用现代钱银理论（其重视点是钱银的来源等问题）来解说。这便是功能性财务的实践，早在二战期间，各首要参战国——不管是德国仍是美国的新政政府——都已选用，并由凯恩斯主义者如阿巴·勒纳（Abba Lerner）将其理论化。要害便是中央银行和财务部协作。任何导致债款商场压力的债款发行，都会被中央银行吸收到其财物负债表上。这是西方国家为二战融资的办法，也是咱们为应对新冠疫情融资的办法，它是一种强有力的影响办法。我国在2008到2009年的时分也做了相同的事，其时央银吸收了许多政府债款，以推动经济影响。这种做法的确见效，并且效果显着，由其促进的经济复苏速度之快，在美国史上稀有。

您曾在播客中说到，疫苗是一种坚持现状的技术（status quo technology）。您怎样了解不同技术处理计划在应对全球应战中的效果？

亚当·图兹：疫苗就像是黑箱，是一种速效计划。历数应对其时国际难题的各种技术手段，会发现的确存在一个广泛的光谱。一端是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探究性（speculative）技术，它具有强壮的力气，但咱们还不彻底清楚它将怎样刻画国际。许多人以为它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然后是绿色现代化和动力转型，在工程技术层面，咱们对它们现已有适当充沛的了解。绿色电力能够让咱们坚持现有的日子办法，但咱们得替换轿车类型，改造电力根底设施，改动发电办法。这些虽然都是严重调整，但首要约束在动力出产等特定范畴。

终究是疫苗。转瞬之间，你从身处险境、时刻脆弱不堪的状况，变为受维护的状况。只需简略的一针，你就能够康复之前的日子。疫苗侵入性极小，但效果却极点显着。比较其他技术处理计划，它们更廉价，开发成本是数十亿，而不是数百万亿。总计只需花费几千亿美元，咱们就能研宣布一个完好的疫苗体系，用以抵挡全部已知的人畜共患疾病的病原体。虽然现在资金没有到位，但技术现已老练。从许多方面来看，疫苗便是一种坚持现状的技术——它们能让咱们变得安全，而无需彻底改动咱们的日子办法。

您觉得人工智能有些被炒过头了，对吗？

亚当·图兹：老实说，我也不太确认。我以为人工智能仍处于十分前期的阶段，咱们正处在相似索洛悖论（Solow Paradox）的景象：人人都在议论它——据说它无处不在——但实践上它还没有真实开端发挥效果或带来太多改动。我在各种讲演中被问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问题太屡次了，终究我爽性为它做了一个多重危机图。有太多或许的展开方向。现下我最忧虑的是，现在美国股市对人工智能押下了重注，而这底子上是建立在出产力将大幅跃升的假定之上。但作业的另一面是，白领和重复性劳动商场或许会阅历剧变，这对作业和社会安稳或许是消灭性的。咱们正在目击的是一场巨大的、杠杆化的金融赌局，赌的是社会动乱。假如全部“顺畅”，咱们或许会见证一次真实的社会革新；假如不顺畅，出资者会绝望，股市或许会暴降。而在人工智能表现欠安的一同，社会安稳将得以坚持，现有的作业结构也会坚持不变。因而，这是一个十分不置可否的时刻。

咱们不由会以为，对人工智能作为革新性技术的巨大热心，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绝地感——当人们开端寄期望于某种单一的技术灵药来改动国际时，这或许意味着他们对其他方法的革新现已失掉决心。不过，这种观念略带一些估测性。人工智能有或许会完结其许诺。在股市，特别是美国股市，咱们总是在寻觅下一个大热门、大故事，而现在，人工智能便是那个热门。

本年是美国大选年。回望曩昔，您怎样点评“拜登经济学”（Bidenomics）？当然，鉴于这位在任总统现在的名誉（采访时正值拜登与特朗普争辩后不久），或许得给它换个姓名。

亚当·图兹：我与“拜登经济学”的联络有些奇妙。我常被以为是接近权利的人，与政治精英有着不自觉的联络。但实践上我发现，当一些搭档乃至朋友在华盛顿掌权时，我感到十分不自在，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在我看来，“拜登经济学”的中心逻辑一向是一种前进经济民族主义，我对这种心情感到较为不适，特别是其间的民族主义颜色和反华倾向。此外，我也以为它的影响被夸张了。我不信任他们这种规划的出资能从底子上改动美国大批选民的心情和投票方法，这是不实践的，这种状况显着也不会发生。因而，兴奋地叫嚣“拜登经济学”是一种改动国际的力气，如同不是单纯，便是有些虚伪（cynical）。有些人看起来现已被权利的引诱抓获了——能够触摸白宫的确十分有吸引力。不管是与白宫通话，仍是亲自访问，都是令人激动的阅历。咱们在电视和电影中无数次见过白宫，你很难不为之心动。但我以为，这种光环现已含糊了一些人的判别。

我的感觉是，“拜登经济学”更像是自由派精英们的一种白费测验，他们在艰难地打造一个协调一致的全球强权的拟象，而非其实践。我曾在时势简报里把“公平动力转型伙伴联络”（Just Energy Transition Partnerships，简称JETPs）描绘为“波将金鸭子”（Potemkin ducks）——它走起来像鸭子，叫起来也像鸭子，但或许不是真的活鸭子。这些方针看着如同有条理，如同对与我国的地缘经济竞争做出了严重贡献，但实践上，不管是在南非仍是其他当地，其对实践展开的推动效果微乎其微。

拜登的许多国内方针也是如此。它们的初衷是完结渐进式展开，当然公平地说，这届政府已尽其所能。他们也乐意选用更大规划的举动，无法缺少国会大都支撑。所以他们只能安于量力而行之事，并让“拜登宣扬机”开足马力。这些人都很聪明，很拿手推销故事。许多媒体也吃这一套。“后新自由主义”是个多美丽的标语啊。但细心想想，这些方针在任何本质层面改动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吗？我不这么看。实践上，我以为恰恰相反——《通胀减少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这类办法之所以能经过，正是由于美国的政治经济格式现已发生改变。绿色动力游说集表现已成为一股重要力气，要求美国也供给补助。政府便做出回应，给予了补助。但要说是拜登政府从底子上改动了形势，我觉得是极具误导性的。假如将美国的补助与欧洲的比较，许多预算标明，后者规划要大得多，虽然安排得不如美国有序。

再说一遍，依我之见，拜登政府所做的，无非是费尽心机地为一个日益紊乱的形势，披上一件自由主义凝聚力（coherence）的外衣。我偶然会在讲座里展现一张相片，是拜登2023年支撑美国轿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的停工时站在纠察线上的场景。一位在任美国总统参加停工？这实在太怪异了，却反映了当下不寻常的政治动态。

拜登在美国轿车工人联合会的停工现场

在您2021年出书的《停摆》一书中，我国的形象较为正面。现在，面临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认性显着上升、国内结构调整继续深化等带来新应战，我国经济“形有动摇、势仍向好”。我大略计算了一下，在您曩昔半年的时势简报中，您说到与我国有关的论题约二十九次。这趟我国行，您去了大连、北京、上海，见到了许多企业家、官员、常识分子和学生，您的形象怎样？为什么我国在当下对您如此重要？

亚当·图兹：考虑到我的岁数——我是1989年本科毕业的——我个人和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惋惜，便是直到很晚才意识到我国的重要性。我成善于暗斗时期的欧洲，许多年里，我的视界一向是狭窄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在完结《消灭的价值》后的五六年里，我逐步开端意识到自己的无知，特别是我曩昔未曾了解，二十一世纪初的国际底子趋势是我国逐步走向全球舞台的中心。到写《滔天洪水》时，我便企图纠正早年的偏颇。我敢说，这本书是为数不多的以相对平衡的视角处理二十世纪前期全球权利前史的作品，既重视东亚，也重视西欧，特别议论了一战期间和1920年代之后我国的军阀政治。

图兹著《滔天洪水：第一次国际大战与全球次序的重建》

从那以后，我开端体系自学，企图更深化地了解我国的前史和实践动态，特别是经济增加方面，由于几十年来我国在这一范畴一向处于全球抢先地位。而我的新课题——气候改变也让我有必要把我国置于中心。坦白说，我对气候问题的爱好，部分源于想书写我国的期望。当然，我从未以为自己有资历写一本专门关于我国的书，由于我才刚开端学习中文不久，也并非专业的“我国观察家”。可是，研讨气候问题使我能够议论我国在现代国际中的中心方位。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在我的时势简报中占有如此重要的重量——我每天都在阅览关于我国的内容。

我在我国访问期间的见识是有限的，首要偏重于大学环境，所以年青人进入作业商场前的焦虑天然成了常常聊到的论题。某些心情的存在，虽然我之前也有所了解，但直到近距离触摸后才亲自感遭到，这在必定程度上改动了我的视角。一些技术性剖析也让我形象深化，特别是环绕财物负债表阑珊的或许和出资决心的议论。曩昔我仅从理论和书面上研讨过这些问题，亲眼目击它们的复杂性，对我的影响远远超出了预期，我期望在未来能作进一步更深化的调查。

不过，我最感爱好的仍是绿色动力转型。这是一场巨大的技术革新，城市环境中新动力车的遍及便是其表现。可是，这一转型十分重要的部分发生在远离东部沿海地区的当地，由于我国首要的太阳能和风能基地都在西部。在大城市里，咱们首要看到的是雄伟的输电线路，这让我赞叹不已，但它们与其他当地正在发生的大转型的实践相去甚远。仅凭上海来判别绿色动力革新是很困难的——你有必要深化源头，才干真实体会其规划，并全面感遭到其影响。

您能再泄漏些您下一本关于气候改变的书的内容吗？除了我国将在其间扮演中心人物，还有哪些要点？

亚当·图兹：这本书追溯了全球气候政治的演化进程，起始于科学家初次发现这一问题的前期阶段。开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气候危机被视为一个由西方和苏联阵营的排放所引发的问题，它本质上是“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问题，需求北方来处理。换句话说，是“咱们造成了这个问题，所以咱们有必要处理它”。接着咱们进入了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的气候政治，以拟定《京都议定书》等若干时刻为标志。在联合国气候改变大会（COP）这样的场合，“全球南边”责备“全球北方”说，“你们要担任，你们有必要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气候问题的叙事从北方管控北方内部问题，改动为南北敌对。

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商洽决裂，印度和我国其时直面西方，清楚表明“没得谈”。与此一同，我国的排放量也在升高，2006年逾越美国，在2011至2013年到达峰值。那几年，我国部分城市的污染问题较为出色。转机点出现在2015年《巴黎协议》签署之后，此时我国的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三成以上，开端活跃承担起应对气候问题的职责。

从某种视点看，这能够被视为一个成功的、前进的叙事，我国是这个故事里的英豪。但在一些西方人的眼里，这仍意味着巨大的冲击。关于我的西方左翼前进派读者，他们如同仍旧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气候政治中。他们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点了解气候政治，以为这是西方前进派与西方恶势力之间的奋斗，是环保活动家与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这样的碳排放罪犯的敌对。假如你读美国左翼气候新闻报道，会发现论题依然会集在揭穿气候改变否定论、气候改变怀疑论以及埃克森美孚的恶行。

但假如你去查今日全球最大的二十家企业污染者名单，埃克森美孚排在第五位。谁排在前面？底子上是沙特阿美（Saudi Aramco）、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这些来自新式商场的国有企业，它们在曩昔二三十年间推动了全球增加。要点不在于品德说教，更不在于反过来责备我国。我国的动力消耗是让数亿人脱节贫穷的要害。从人均排放来看，我国现在比欧洲高，但远低于美国。因而，这不是一个品德问题，而是一个前史哲学问题：谁或什么才是推动革新的前史举动者？

气候改变能够说是我国替代西方，成为决定性的前史力气的首个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的前进派将气候改变视为对团体理性（rationality）的终极检测。这正是我之前说到气候危机时，带有挖苦意味地称其为“整体化的终究期望”的原因。现在咱们有必要面临这样一个实践：假如这个故事有一个好的结局，西方不会是英豪——我国，在我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成为主导者。这在前史哲学层面临西方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急进的问题。为什么？由于气候危机自身便是一个全新的、急进的问题。国际头号地缘政治强国争霸赛——造航母和核弹——并不会提出什么新问题。这是个老问题，现在还用如此民族主义的办法议论，不免让人感到厌恶。逾越抢先的经济体是一个团体革新的进程，个其他能动性显得相对不那么清楚，它更关乎体系的生长。可是，应对气候改变——方针是在2050或2060年完结净零排放——需求一种咱们前所未见的政治能动性。而这一转型的主导力气必定是我国。关于这个具有国际前史意义的转机，西方没有做好预备，特别是在气候问题上，这是西方前进政治多年来奋斗的要点范畴。

这便是这本书的首要内容——一个关于全球政治中权利与理性中心搬运的故事。

您对“去增加”（degrowth）理论有什么观念？持此论者以为，要真实应对环境问题，仅靠向清洁动力转型杯水车薪，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增加、技术创新从底子上便是有缺点的。

亚当·图兹：他们不或许真的以为技术和出资不是处理计划的一部分，由于这在实践上是与实践相悖的。他们也不或许真的以为GDP增加自身是问题地点，由于GDP衡量了广泛的事物，其间许多与物质出产联络不大。一个客观的实践是，近几十年来，即便考虑到向我国出口的排放，西方依然在完结经济增加的一同完结了脱碳。因而，在包含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兴旺经济体中，GDP与排放的关联度现已不再严密。我以为，去增加论的本质，与同GDP相关的技术细节，或对出资和技术革新的心情联络不大——坦率地说，假如是那样的话，那实在太荒唐了。

我信任，去增加论的中心更多是在向西方精英宣布一种品德、情感和文化层面的呼吁。它提示咱们，或许需求抛弃某些奢华的日子办法和服务，比方频频的飞翔和过度消费。这一观念得到了排放不平等数据的支撑——全球最殷实的百分之十人口，特别是最顶端的百分之一，其排放量远远逾越其他人。假如是这样一种表述的话，我对这一派观念还有些怜惜。

可是，作为一种政治战略，它几乎糟透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绿色增加或绿色现代化的战略，由于它如同更有施行的或许。另一方面，假如你企图制止人们吃肉或约束他们的航班次数，这在短期内底子不或许完结。咱们没有时刻糟蹋在那些不太或许成功的尽力上，这些尽力或许会让绿色运动显得过于高蹈或不切实践，然后带来意外的负面影响。时不时就有人建议欧洲左派应转向绿色去增加心情，但这显着是个选票杀手，注定难以获得广泛支撑。乃至彻底没有必要进入那些品德化的争辩，比方是不是首先得十分殷实或享有特权才干建议去增加。这现已是个死胡同，彻底没有必要再去羁绊。

咱们或许能够在必定程度上完结增加与排放的脱钩。可是，我对咱们能否到达去增加倡导者所坚持的那种净零排放或气候安稳的水平，并不达观。很不幸，我不以为这种想象是可行的。去增加最嘹亮的呼声，往往来自欧洲这样的社会，而这些当地在曩昔二三十年里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改变。当你面临像我国这样实践阅历了巨大增加的社会，来到上海这样的城市——一个欧洲从未见过的大规划增加的丰碑——然后说“现在，开端去增加吧”，你不得不质疑自己到底在说什么。实践是，我国的增加比较曩昔现已天然放缓，所以不必再操这份心了。其时我国更大的关心恰恰是怎样稳增加。

终究一个问题是关于“图兹粉圈”（Tooze fandom）的。您的自我定位是今世史家（contemporary historian），而我有时觉得您更像是在扮演网上通才（online polymath）的人物。您有一众自称“图兹兄弟”（Tooze bros）的男性粉丝，您与他们之间的联络是怎样的？您曾说到，酝酿中的气候问题之作或许是平生写的终究一本书，未来或许爽性专心于写议论。是不是在咱们年代，这是一种更合时宜的常识分子安身之法：随实践而动，而非著书立说？

亚当·图兹：有些人从职业生涯的起点就立志成为公共常识分子。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便是这样的典型，他从一开端就瞄准了要做一个多面的大众人物，既写严厉的学术书本，也常常宣布新闻议论。我最初彻底没有这样的雄心勃勃，更不以为自己有这个才干。在网络智识活动发生的前期阶段，我是缺席的：不论是写博客，仍是用推特和脸书，我都触摸得很晚，比较之下，我的不少朋友搭档早便是这些渠道的常客了。实践上，直到2015年我才在女儿的鼓舞下注册了推特。自此，打开了一个新天地，我整个人如同更新迭代了相同，变得多产起来，我发现写作简略多了。

图兹的X（原“推特”）账号

终究，在一些人眼中，我竟成了某种典范，虽然我不肯容易供认这一点。我想，咱们不再日子在一个常识分子巨星聚集的年代，现在很难说出一个姓名，能红成像当年福柯那批人相同。但我依然以为，人们——或许特别是年青男性，但绝不只限于他们——依然期望有人能演示在当今国际的公共空间怎样做常识分子，他们在寻觅这样的典范。我很惊奇有人把我看成了这样的人，这并非我的原意。

我父亲是一名资深科学家，咱们之间的联络十分糟糕。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但却出了名的难共处，所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他未必能带来活跃影响。鉴于我和他之间的严重联络，怎样成为一名出色的男性常识分子于我而言一向是个应战。我想，除了挑选心情、志业和详细举动的政治问题外，从头审视男性气质、从头考虑男性常识分子的人物相同是一个急切的问题。

我自己也是数代女人主义者的产品——我的曾祖母、祖母、母亲、妻子和女儿都念过大学。抚躬自问，我自己隶属于哪些政治和社会革新的进程，我能想到的有三个：首先是一些本质性的智识议题，比方批评的微观金融学（critical macro-finance）、绿色政治经济学，我和许多同行一同，参加了这些范畴新考虑方向的构成。其次，我有很强的欧洲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感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洲一致进程刻画的，对我影响深远。英国不再是欧盟的一员让我心碎，但我仍深感自己同这个欧洲一体化进程志同道合。第三大革新当然便是性别——特别是在美国的语境中：现在，我在一个女人占大都的系（哥伦比亚大学前史系）、在一个女人从业者占大都的专业（前史学）里作业。所以，男性便有职责从头考虑咱们在国际上怎样安身，从头考虑咱们巴望成为怎样的常识分子。我很认真地对待这一职责，特别是面临那些或许与我有同感的年青男性。

我尽量在公共场合以敞开、诚笃、灵敏的办法行事。我不在推特上挑起争端，尽或许不恃强凌弱，尽力按捺我曩昔写作中那种显着盛气凌人的姿势。假如你读过我前期写的东西，特别是议论，你会发现我曾是一个奋斗精力很强的常识分子，我乐于挑起对立，制作抵触。我现在不再这样了。对我来说，不管在公在私，都需求培育一种不同的心情——或许我有些言不尽意，并且在议论这些时感到不自在，乃至为难，但这的确是我十分介意并投入许多精力的作业。假如这么做能引发共识，并激起任何活跃的涟漪，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身处的这个美国学界现已发生了底子性的革新。我深信，新媒体，特别是时势简报这种方法，以及此前的推特、脸书，当然还有我国的微信等交际媒体，为咱们供给了公共智识议论和争辩的新途径。不使用这些渠道是荒唐的。我乃至有点自责，为什么没有更早参加其间。现在，我有必要更清楚地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写一本书——这对我来说不再是清楚明了的作业。我清楚能够经过时势简报触及许多读者。假如说我的方针是对人发生助益（useful），那为什么还要诉诸书呢？答案是有的，我很确认，仅仅与之前不相同了。

图兹的时势简报（adamtooze.substack.com）

图兹的微信大众号

这些问题之所以相关，是由于对我来说，写书是一个绵长折磨的进程，消耗心力，因而严峻影响我的人际联络，它需求在精力极点强壮的状况下才干推动。我曩昔会一周承受三次精力剖析，现在降到两次。我之所以坚持这样做，是由于这是一种有出产性的考虑和对话办法。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个织造精美的梦想国际的激动，精力剖析把我拉回当下，协助我直面实践，坚持沉着。人们常说我的精力充沛，部分原因是我有一种缓不济急的感觉，如同我年青时糟蹋了许多时刻，我不想再糟蹋了。

当下前史变迁的节奏，真的让我十分入神。我模糊觉得，这或许也是引起人们爱好的原因。我的大众形象在必定程度上鼓舞了一些人自己去做研讨，这与“匿名者Q”（QAnon）的动力机制有点相似。“匿名者Q”是最极点的特朗普主义阴谋论，以为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一个反特朗普的深层政府，它鼓舞其信徒自行展开研讨，然后大大促进了阴谋论的自发生成。在我这儿如同有个“自由派版的匿名者Q”在运作，重视我的人常常顺着我文章的注释、资料自己去探究和阅览。我发的内容并不总有清楚固定的概括。我不会向任何人供给一个包装好的意识形态，比方像安德烈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那样建议“生态列宁主义”。我没有兴致，也没有才干运送这些标签。正如我在这个对话里企图从不同视点解说的，我以为在与咱们的今世实践相遇时，这不是什么正确的心情。

因而，在所谓典范演示的意义上，我所做的并不是供给一个简略明了的模板，而更像是出现一个谜题。这就比如瑜伽教练对你说的那句玄之又玄的话：“让咱们深吸一口气，专心于当下。”试试吧！这太难了。而这正是“置身事中”（in medias res）的启示——到达全然当下的状况实在是极困难的。所以当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说我处于当下之中时，我把这话当作最高的赞许。

我批评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实践主义时说，他的实践主义是假的，是所谓硬汉行硬事的老生常谈。真实的实践主义要难得多，那是艺术家和诗人的范畴：怎样描绘与回应纷繁复杂的实践？咱们此时地点的这家酒店，它背面的政治经济学是什么？为什么咱们在吃这些坚果，而不是其他？这个国际一点都不简略，这正是它有魅力且吸引人的当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咱们会永久优柔寡断、优柔寡断，也不是说像“资本主义”这样的庞大社会力气在制作酒店或供给坚果时没有起效果，而仅仅提示咱们，不应该一开端就假定任何作业是简略的——咱们无妨就从酒店制作中的资本主义与坚果供给链中的资本主义天壤之别这一实践下手。这便是我的时势简报所要传递的信息，它犹如一本剪贴簿，收集了那些我觉得有深度，且能引人考虑的事物。在今日的国际，实践主义不是一个公式，它是一个日常应战，或许也是一门科学，一项技术，当然，更是一次修行，乃至或许是一种艺术方法。

汹涌新闻记者丁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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